宜宾市

就法律服务而言，就是要逐渐健全城乡一体、全民覆盖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实现法律资源在城市和乡村的均衡分配，从而实现以基本公共法律服务保护乡村合法权益，在法律服务中培养法治思维、强化法治意识，促进乡村振兴相关法律的实施。

（本文系复旦大学人文社科青年融合创新团队项目数据风管法律规制问题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IDH3457009。[9] Doreen, M. and Christopher, W., "The Elusive Spirit of the Law: Formalism and the Struggle for Legal Control", The Modern Law Review , Vol.54, 1991, p. 848. [10] 技术中性论否定了物的意向结构，导致了世界的去意义化、去价值化。

大型互联网科技公司利用其看门人的地位，在过去很长时间里实施了数据滥用、垄断杠杆、掠夺性定价、拒绝交易、自我优待、搭售、扼杀型并购等垄断或限制竞争行为，损害了其他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如何消解垄断平台利用非合理结构优势和不正当竞争造成不可挽回的市场危害，尤其值得关注。然而，在利益主体多元化和利益关系复杂化的背景下，应如何解决实践中的数据治理利益平衡难题呢？破解的关键在于实现数据的场景性公正，确立数据的场景化保护，将个人隐私相对黑箱化，从而制约平台的权力滥用。大型的互联网平台逐渐近似于制度性的市场基础设施，起到类似交易所、监管机构和司法机关的作用，而这些都和市场要素资源有序流动直接相关，其中包括身份认证、支付、物流、信用评分、自动化决策系统等。7.结语 迈入信息时代，作为复杂系统的互联网平台已经无法由上而下地被有效控制，以上积聚数据的互联网平台应承担的公共利益职责，平台生态针对数据的自我规制体系，政府对平台内部治理的介入条件与方式，平台搜集、分析和利用数据的法律边界，数据垄断与不正当竞争的规制应对，用户的权利救济制度等六个方面展示了一个从自治理到他治理介入并不断回归的动态平衡过程。二是平台企业的自我治理存在缺陷时，国家公权力应在何种情况下以何种依据介入平台内部组织架构，并通过协同治理的方式，引导平台企业塑造公共利益价值观和承担社会公共职能。

2021年9月1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网络文明建设的意见》，为网络空间治理提纲挈领，其中明确提出要强化网络平台责任，引导网络平台增强国家安全意识。[23]从现实效果来看，应当区别直接识别和间接识别：甄别个人信息是否具有可识别性需要基于具体的场景实现，因而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并且，即使相关数据具有可识别性，也有必要判断个人数据的商业化利用是否直接与人格权益高度关联，有必要厘清数据主体和数据利用方乃至不同数据利用方之间的利益冲突事实上，我们面临着很多问题，比如说，关于实践与规范的关系是什么，这本身可能就是理论上的一个问题，但是好像都觉得关注理论上的问题没有意义，只有去关注现实生活当中的问题才有意义。

法律的强约束力在于其有一套保障法律规范实施的机制，有公、检、法、司等国家机关来保证它的实施，但道德规范没有这样一套正式的制度性保障机制，它更多地依赖社会规范来施加压力，通过道德舆论以及人际道德话语的批评、谴责来实现。还要去理解什么是非法，非法就是没有持枪证，持有就是说实际拥有枪支。无论是做学术研究，还是做实务，当前都特别重视问题意识，似乎没有问题意识，就做不了学问。法学学科与其他的学科不同，其他的学科只存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但是法学中间还隔着规范这个层面，从理论到规范、从规范再到所谓的实际的做法。

那么，这个问题主要是指什么？这个问题主要不是指我们学术上的问题，也不是指我们理论上的问题，而是指我们在司法过程、执法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借用福柯的场域概念，它并非单指物理场所，也包括他人行为及与此相连的诸多因素。

法律人，即法学界和法律实务界的人，在多种意义上使用实践这个概念，大致上总结了一下，有五种之多。比如说，在法律实务中，尤其是在民法领域，大量地用到了经济学的知识。[2]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12月颁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 2015年5月又制定了该规定的实施细则。人们一谈到实践，就会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的确提出了实践这个概念，他把人的行动分为三种，一是理论。

所以，法学界这几年对形式主义法学、概念法学，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批判。而法律规范除了义务性规范外，它还有大量的授权性规范。必须强调的是，这里的规范是具有国家约束力的刚性的规范，不同于柔性的道德等规范。所谓的一阶论证是指在法律内部所进行的论证，就是看结论符不符合规则。

进入 郑永流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律实践 。三、法律如何实践？ 法学界和法律实务界现在对实践的用法不仅不统一，更重要的是没有揭示法律实践的本性，哲学界和其他学界对实践的界定也是众说纷纭，无法直接应用。

关键词： 实践 法律实践 法律续造 自20世纪70年代起世界学术界集体发生了实践转向（the practical turn）[1]，但实践何意？一如千面佛，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哈贝马斯、布迪厄、吉登斯等人各有说法。比如说，在中国，公、检、法、司之间的竞争，党政系统对案件的可能干预，以及民意、媒体对审判的影响等。

对上述指导性案例制度的态度就是它的一种最典型的表现。这种实践论是实证意识实践论的逻辑延伸，试图从事实的现状推出现状的合理性。其在本质上是一种目标取向的实践观点，围绕着理论建构的目标来界定何为实践中的重要问题。大体上存在三大分歧： 分歧之一：行动的领域。比如前一段时间引起法学界、社会民意关注的天津赵春华非法持有枪支案中就呈现出这样一种情形。第四种理解：实证意识的实践论。

[6]［美］西奥多·夏兹金等：《当代理论的实践转向》，柯文、石诚译，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序言，第1、3页。人们在讲实践时，一定是从亚里士多德的这个观点出发，但后世的很多学人并不仅仅把实践局限于伦理行为上，而是将其拓展到整个社会领域。

道德实践的场域可以是任何地方，例如在某个会议场域有会议的道德规则，诸如不能随便地打断别人的发言等。从追求大一统概念的实践理论到分述复数行动的实践分析，当是实践研究的出路。

然而，移植过来的法律与本土的社会事实这两者时常不能共鸣和同步，要么规范远超事实，要么事实把规范甩在身后。在此也许有必要回归到中国人所讲究的无用之用这种学术传统上去，当没有那么强的功利心时，反而能够作出贡献。

第三，道德实践和法律实践所追求的目标不一样。这个立场指向的是法学研究的方法。但是，认知神经科学认为，行为不是由人的自由意志所支配的，而是基于人的神经这样一种生物性的反应，这种生物性的反应是不受自由意志控制的。[5]郭春镇、王凌皞：《认知神经科学在法学中的应用研究》，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

行为指有主观意图的并导致法律结果的动作，这与有意向的行动含义相同，只不过用语不一。法律实践还有时效性，某些民事诉讼过了多少年以后就不能再提起了，它一般有三年的诉讼时效这样一种制度限制。

当然，这当中对实践哲学影响最大的还是亚里士多德，一直到今天，伽达默尔承接了这个传统，他们既不像自然科学那样主张行动是对理论的一种无条件的运用，也不秉持实践出真知这样的立场，而是强调在应用当中来反思理论、规范。第二种看法是，在实用主义哲学中，理论只是实践的一种工具，理论从属于实践。

该观点秉承中国传统的经世之用的理念，特别重视法学的实际效用。历史地看，实践或行动的领域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行为拓展到整个人类社会行为，最后包括人类的全部行为。

持这种看法的人基本上缺乏对现存做法、对历史的存在进行反思和批判的态度。这两个词有时被交换地使用，有时则被区别使用，例如有人认为行动往往侧重于微观层面个体性或单一的活动，实践则更多地涉及宏观层面社会性、系统性的活动[3]。它的真实性也有疑问，这些指导性案例都是层层筛选上来的，不是由某法院原原本本地作出的判决，它是经过了一定加工的，尤其是这类判决书中的说理部分，与学者写的论文差不多。四、结论 回到本文的设问什么是法律实践上，假如需要作出一点总结，拟从对学界关于实践研究的一般分析中凸显法律实践的特点。

第三种主张是前面所提到的实践出真知。实用意识的实践论认为法学是一门实践科学，或者是一门实践性的学问，讲究它的实用性。

这种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强调用实证研究代替之前的思辨研究、规范研究，力图获得一个真实的法律世界，比如说通过大规模的调查，或者是访谈调查、问卷调查，或者是到一个村落里面去，到一个小型的社会里面去观察它的法律的演变，试图从是中来获得应当。这是一个非常主流的理解，尤其是在实践哲学中。

如果从（自然）科学主义角度来讲，如何行动是指人的行动是对理论、定律、原理的无条件的应用。但是这个目的，更多地是通过对规则的理解和解释所获得的，它与道德实践的方法不太一样。